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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敬琏:房价上涨根本原因是货币超发 并不是囤积房产

  2014年2月10日,初雪后的北京风和日丽,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内“大腕云集”,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会”召开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、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齐聚一堂。

 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“突破难点,推动改革”。针对要改革就必须牺牲发展速度、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,与会的许多专家认为,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,改革将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难点问题,将带来收益、带来红利、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。

  在会场上,吴敬琏几乎是被记者们团团包围。记者们期望他能回答诸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,如何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,养老体制改革,房价调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。

  而论坛前一天,吴敬琏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行程从美国回到中国。论坛主办方担心84岁高龄的他会被时差所累,但吴敬琏不仅听完了全部的演讲和讨论,还身体力行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并作了大会发言,一直坚持到近晚上7点才离去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记者在会议间隙专访了吴敬琏,吴敬琏告诉记者,他在美国的时候去听了一节高中的经济学课,感触很深,人家讲的是最基本的概念,因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。“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,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帮助政府选定最有效、最迫切需要、最容易见效的措施。”吴敬琏说。

  推进改革,防范系统性风险

 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、文化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思路、新举措。在明确提出改革对象和目的之后,如何设计改革的路径,成为当下最受瞩目的问题。对此吴敬琏表示,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入口,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,大家期盼已久,要用“思想的力量激活经济社会制度创新”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建设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,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”,您认为这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?

  吴敬琏: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以后,大家都感到振奋。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,是怎么来执行。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解决。

  第一方面的障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。中国毕竟实行了几十年苏联模式,苏联体制在这几代人中间影响非常深远,虽然我们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,就是说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但是现在一讲起社会主义等等,往往又是苏联式的那套东西。当然,改革以来,这方面的障碍在逐步减弱。

  第二方面的障碍是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。我没有用既得利益这个词,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。但是有一种既得利益会阻碍进一步改革,就是利用权力谋取利益。因为原来的体制存在缺点,所以寻租的力量就很大。特别是这些年这些力量还壮大了。那么进一步市场化和法治化都会触及他们的利益。像股市IPO的这套制度,就会触及一些能够通过审批得到好处的人。

  第三方面的障碍就是旧体制所造成的实际困难可能会阻碍改革。比如银行过去靠低存款、高贷款利率来维持,如果存款利率提高,银行就会受到冲击,还有对于那些能够很容易拿到银行贷款的国有企业也会受到冲击。当然,这些冲击不一定是当下所造成的,但这是一种实际的困难,会使得我们不敢快速地推进银行业改革。此外,过去我们还积累了很多其他问题,要推进改革,会不会引发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?如何防范这种风险,都很现实。

  《中国经济周刊》:您曾说“中国股市还不如赌场”,您认为应如何推进股市的改革?

  吴敬琏:股市红利没有惠及全民,小投资者亏损严重,证券市场有太多的寻租腐败空间。我们的股市不正常,要推进改革。大家都没有信心了,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市场规范化。证券市场有些部门权力实在太大了。股市要正常化,监管部门、证券公司以及媒体,都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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